如果在今后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
其实，在我看来，信息公开主体之所以可以游离开行政主体理论，主要是因为行政主体理论是秩序行政的产物，秩序的维护要以限制公民权利为代价，要特别强调主体的资格以及权力的来源。（5）行政机关、法院和相对人基本上能够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设计的范式上交流，但是，也有些行政机关、法院不能娴熟运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当事人的对话显得不那么中规中矩、恰当妥帖。
一种是以行政机关存有的原始状态的信息为准，即便与行政机关给出的正式文本有出入，或者不符合规范要求，存在笔误，也不足以否认其真实、准确。但行政机关应当将公开的内容和理由告知第三方。第二，对涉及国家秘密、过程信息，法院较顺从行政机关的判断，判决说理也只是复述行政机关的理由。薛建彬与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纠纷上诉案（(2009)青行终字第107号）中，一审法院刻意区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的信息，视为两类不同的信息，显然是误读了法律。其中，征收征用、 城市规划、土地资源、房屋产权居多，它们彼此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关联。
先将公开决定送达给申请人与第三人，但是，申请人须得等待一段期限之后才能获得有关信息。[13] 比如，陈某与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决定纠纷上诉案（(2012)沪二中行终字第91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正本已颁发给建设单位，提供给上诉人的底稿与正本记载的内容一致，只是有些笔误，却吃了官司。行政行为的分类强调类别的对应和整体的周延。
对是否需要经过申请才启动承诺程序的问题，德国学者Pfande所言较有道理，如果没有一定的申请而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地为自己设定一定内容的义务，实在是不太可能，而且如果不是针对一定的请求进行回应，这种自发性的表示往往又成为一种政策性的宣示，也成为行政机关推卸责任的理由。因为只有承诺的内容明确，才能让相对人有所适从，达到法治安定的状况，让其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但是，如果出现法律、政策的变化或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导致行政主体改变或撤回行政承诺，相对人不得提起撤销诉讼。[17]前种观点见汪燕：《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司法救济研究》，《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9期。
[41]同前注[19]，李介民文，第217页。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未兑现承诺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在我国现阶段为何成为高频词汇？其中既有行政主体为达成行政目标的需要，也有行政法律制度失却规范的因素。杜仪方：《行政承诺不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学论坛》2011年第4期。但是，如果有表示自己意志的机会，那么应该说仍有承诺的可能。要将一个政治承诺和行政承诺加以划分，必须求诸于具体的个案来加以判断、确定。
但与行政行为的分类不同。[23]同前注[19]，李介民文，第214-215页。事例二：德国对公务员待遇的承诺 《德国联邦公务员法》第183条规定，公务员只能取得依俸给法所规定的俸额和法律规定程度的生活照顾。并且杨局长承诺时针对的是普通对象，与行政承诺的内涵不符。
认清它们之间的区别才不至于将行政承诺给稀释、淡化，失去它在行政法上的个性。[19]李介民：《税法上非正式行政行为之研究》，2007年（台湾）东海大学法律学系博士论文，第194页。
因此，台湾地区学者陈传宗认为作出承诺应当依据申请，并且以要式申请为宜。学者H.U.Erichsen和F.J.Peine等不认为承诺行为与担保的法律性质具有行政处分的属性，因为它缺乏行政处分的构成要件效力和拘束力。
如果将各种自称为承诺的现象囊括到行政承诺项下，行政承诺就会丧失自己的专业特征，失去了作为行政法学概念的意义，该概念将不堪重负，终有坍塌的可能。该法第18条第5项规定：公司名称及业务，于公司登记前应先申请核准……此即事先裁决的法定内容。行政承诺有各种外衣，同样许多其它的行为也会披着行政承诺的外衣。2.司法实践的需求 以下列举的是司法实践在制度依据与适用标准两个方面的需求。2012年5月14日，云南巧家县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局长杨朝邦表示可以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担保赵登用是5月10日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爆炸案的嫌疑人。[33]同前注[29]，陈传宗文，第66-68页。
（四）事实信息的提供（告知）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中的信息提供，一般来说属于告知的行为。（四）应当是书面形式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句规定了承诺需具有书面方式方为有效，因而非书面的口头的、默示的承诺是无效的。
[37]同前注[28]，陈敏书，第319页。3.社会认知的程度 在社会认知方面，对行政承诺的认知存在很大的混乱（从本文列举的多起实例可以看出），以至于行政承诺的功能无法作为行政目的的手段充分施展。
但是，物极必反，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过重新组合，行政承诺型式化的内容将糅杂在以下三个部分进行探讨：内涵、外延（反向界定）以及型式化中的过程规范问题，最后一部分将涉及权限、程序、容许性与适法性要件、法律效果、救济途径等内容。
马加爵案、武汉建行网点爆炸案、周克华案中公安部门承诺奖励举报人员的行为是不是行政承诺呢？行政行为针对的事务可以分为抽象和具体，针对的相对人按其范围是否是单个个体，可分为个别、普通两类。必须指出的是，行政承诺并非行政承诺的内容本身（关于此点下文将展开论述）。后一类案件的影响虽然远不如前者，但原告涉案引资的巨大数额（分别为3.9千万和1.5千万）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承诺对社会的激励作用。区政府并没有减免一切规费及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权限，这属于部门权限，区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这便是行政承诺过程中的两阶段现象。（七）服务承诺 湖北省交通厅承诺对缴纳公路规费大户，免费提供送票上门服务。
行政行为模式又称为行政行为的形态、模型、型式或类型。型式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一）行政承诺的性质是行政处理 许诺是否是行政行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某省交通厅承诺在全省所有高速公路上，交通部门将免费牵引发生故障的车辆。
只要允诺是一个行政行为的预示，那么它就类似预约合同，应视为预先行政行为或预约裁定，允诺本身也是行政行为。笔者所论述的型式化界限的探讨受到此文的启发甚多。概念的去空洞化、抽象化和在个别现象之间建立起整体性的意义联系有赖于型式化的努力。[15]同前注[10]，林明锵文。
[45] 事例三：内部管辖权的分配 1989年12月13日，德国联邦财务法院判决认为，税捐机关的承诺行为产生拘束力的要件有三：……三、给予承诺行为者，必须是有管辖权之公务员或机关首长，且会在日后课税程序中作成决定。就全国性的规范而言，关于行政承诺的规定只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规范里。
如果内部管辖权分配中，作出承诺的内部公务员无管辖权很公然、明显，那么其所作的对外承诺，应自始无效。[8]如关保英：《行政承诺不反悔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承诺的形式、参与程序和效力等问题。[11]朱新力、唐明良：《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